由于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和亲入藏等原因，当地人民爱上了茶叶这种有助于改善身体健康、形成良好生活习惯的饮品，同时茶文化渐渐风靡西部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甘青藏区民众由此嗜茶如命，需求量巨大。

 

　　《明史·食货志》中明确指出：“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戎羌，而明制尤密。”

 

　　明朝立国伊始就“广行诏谕”招抚西藏地区的元朝僧俗旧吏进行招抚，“来者即授官”，顺利获得了统辖权，然后根据藏民嗜茶及高寒地域不产茶的特殊背景，定下了“以茶驭番”的政策，建立了官营茶马贸易制度。

 

　　官方垄断经营导致茶贵马贱，赚取了高额的差价利润，同时“联番制虏”，割裂传统的蒙藏联系，筑藩篱以拱卫西北边防。

 

　　然而，由于正常的民间贸易往来长期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种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弊端日益显著，明朝“以茶驭番”政策必然走向失败。

 

　　明朝“以茶驭番”政策实质是不平等的“华夷有别”

 

　　明朝因推翻了蒙元少数民族的统治而建国，开国皇帝朱元璋奉行传统的“外夷狄而内诸夏”尊华贱夷思想，在洪武初年就制定了不同于历代汉族王朝“恩威兼施”的“威德兼施”基本政策，将“以茶驭番”等政策作为“制夷”的工具。

 

　　自此以后，无论是官营垄断茶马贸易、打击私茶以严控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的强制手段，还是在朝贡往来中赏赐藏区贡使茶叶、允许他们采购茶叶带回去的怀柔政策，都并非出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考虑，而是“华夷有别”的歧视和控制。如此政策思想指导下的“以茶驭番”施行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矛盾。

 

　　纵观整个明朝，西藏地区与朝廷之间大张旗鼓地进行着频繁的贡赐往来。朝廷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接待西藏贡使，赏赐丰厚，其中茶叶占了很大的比例。进贡使者也不客气地“专讨食茶”。

 

　　除了求得官方赐茶以外，番族贡使还获允沿途以钞买茶、以物易茶，甚至私购暗运茶，有的贡使也利用僧人身份，以“熬茶布施”等借口夹带茶，最终带回藏区远远多于法定数额的茶叶。

 

　　明朝自大地认为他们运茶自用，并不深究，但实际上这些茶叶流入藏区市场后也冲击了官营的茶马互市。

 

　　明朝中后期私贩茶马贸易盛行

 

　　由于明朝官方大力推行“以茶驭番”政策下的“马贱茶贵”现实让西番各族的切身利益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出于对官府强行避开等价交易原则，刻意提高茶马之间比价的不满，他们除了不定期地进行武装反抗、骚扰以外，更主要的是多方钻营，与私贩商帮进行交易活动。

 

　　而茶马走私的利润空间巨大，致使不少边民宁愿犯禁严刑峻法，也要铤而走险从事所谓的非法走私交易。私茶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官方的垄断经营。

 

　　明朝建立之初，国力强盛，官府垄断了茶源，西番各族人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得不接受带有强征赋税性质的不合理易价政策。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国势日益衰微，边备松弛，茶禁渐渐名存实亡，茶马走私活动兴起，藏区人民都不再愿意与官府进行吃亏交易，转而去提供的茶叶质量及给茶量更高的私市找私商进行买卖。

 

　　即使官府一再采取厉行茶禁、调整交易比价、严惩不法官吏等整顿措施，却收效甚微，再也无法挽回官市在茶马贸易中的败局。

 

　　政局动荡导致“以茶驭番”政策瓦解

 

　　公元1449年，蒙古瓦刺部南下俘虏了北伐的明英宗朱祁镇，这场震动大明江山的著名“土木堡之变”导致国内的精锐军队全军覆没，明朝统治一度危在旦夕，旨在“借西藏断蒙古之右臂”的“以茶驭番”政策自然也摇摇欲坠。

 

　　据《明史》记载：“番人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差发马”制度下用作勘合的金牌在战乱中丢了，再加上边关告急，陕西军民都忙着转运军需，没有余力运茶等原因，官方主导的茶马贸易被迫中断了。

 

　　总体而言，西番地区的茶马贸易与明朝国势的兴衰息息相关。国家的边防机构主要通过相关政策为军队补充战马、戍边以御外藩，只要边境无战事，对战马的需求量小，官僚积弊之下也不会积极运作易马，反而忙着钻制度漏洞，中饱私囊。

 

　　而到了明朝末期，统治阶层疲于应对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哪里还顾得上西番的茶马贸易。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以及清军入关，贯穿明朝两百多年历史的“以茶驭番”政策最终瓦解了。

 

　　综上所述，明朝“以茶驭番”政策在立国之初对于加强国家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拱卫边防等方面有过积极的影响，如最初的官营茶马互市在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商人投机倒把、勒索边民的行为，“差发马金牌制”强化了藏区部落对中央的认同感等。

 

　　然而这一政策从根源上来说并不公平的，而且由官府强制干预经济，极大地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渐趋败亡是必然的结局。事实上明朝中后期官营茶马互市日趋没落，反而是自主恢复的民间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藏团结，稳定了西部边陲的防线。

 

　　明朝通过“以茶驭番”治理西藏地区，其实质就是旨在利用事关当地民众生活命脉的重要物资——茶叶进行“威德兼施”，一方面以胁制手段与民争利，同时控制马匹这一战略资源，另一方面又给出一定的怀柔政策笼络各族人民。

 

　　然而这种“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歧视性政策不利于团结以及共同发展，注定会失败，少数民族不会真正认同奉行“华夷有别”的中央政权。同时行政手段强制干预经济贸易虽然在短时期内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果，但是长期施行就会破坏客观的经济规律，最终鸡飞蛋打，无法实现任何政治目的。